“我到底是农民还是医生？”

71岁的村医路政文至今还在村卫生室坚守着。

这个初中毕业后就到村里当卫生员的老人，已经超期服役了6年。

“一旦退休，就只能和普通农民一样每月领六七十块钱的养老补助。”在四川省平武县平通镇牛飞村卫生室，路政文正在给两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老人量血压。或许是长期从医的缘故，老村医身体硬朗。和45年前穿着粗布衣裳行医不同，他如今更喜欢穿着白大褂给村民看病，衣服洗得干干净净，高大的身材把白大褂撑得有棱有角。

上世纪70年代，初中毕业的路政文成了村里的“最高学历”，在县卫校接受短期培训后，他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当时，正处“赤脚医生”的鼎盛时期，能够背起药箱行走乡间，几乎和参军当兵一样光荣。“那个年代，只有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才能当‘赤脚医生’。”1970年的国庆节，挎着医药包的“赤脚医生”方队走过天安门接受了国家领导人检阅。

“地位不比村干部低，靠行医挣工分，每月还有几元钱的补助。”说起最风光的那段经历，老人眉梢带笑。

和亿万农民一样，“赤脚医生”的命运也和国家的土地政策密切相联。1984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路政文的身份真正回到了“半农半医”。“一边从医，一边下地干活，一大家人要指着地里的产出过日子呢。”离开了村卫生室，路政文在家开办了诊所，那时还可以靠卖药挣钱，每年诊所的收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5年后，大儿子路安亮从部队退伍回乡，路政文劝儿子接班当村医，谁料儿子嫌村医执业风险大，去了镇上的畜牧兽医站当了兽医。当时这对路政文是个不小的打击。然而，也正是儿子这次有违父命的选择，让他日后倍感庆幸。2005年，《国务院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2009年，路安亮通过考试被纳入事业单位编制，有了和当村医的父亲不一样的“身份”，如今每月能领到2500元的工资。

2012年，关闭了自家的诊所，路政文再次回到村卫生室工作。和当年一样，村卫生室不再靠卖药看病挣钱，主要为村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诊疗，路政文的工作重心也变成了为村民进行健康管理，从治疗为主转向防治结合。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补助，一年有两万多元。

然而，路政文到此时依然是一个普通农民，那种和一般村民不一样的“身份”诉求愿望仍未实现。此时，一个“身份”的认定，对于68岁的路政文来说，除了心理慰藉，也意味着退出后生活能够有保障，不给子女添麻烦。“干了一辈子村医，再怎么也算是技术人员，临了也就是想有一个更好的养老保障。”

儿子没有从事乡村医生让路政文五味杂陈，外孙何小聪如今却准备接过外祖父的小药箱。18岁的何小聪现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学院村医班就读。为破解村医队伍当前面临的断代问题，平武县按照本地优先的原则，选送50名当地初、高中毕业生到村医班学习，在校期间所有费用由**买单，条件是毕业后要在当地村卫生室至少服务8年。

在牛飞村卫生室的院子里，何小聪手上拿着一本路政文推荐的《易经》。他不用考虑外祖父一直担心的身份问题。在村医班学满3年毕业后，何小聪将回到牛飞村卫生室工作，但那时他是作为乡镇卫生院聘用的工作人员在村卫生室执业，由乡镇卫生院发放工资，购买五险一金。“农村人和城里人都统称城乡居民了，再在乎身份还有什么意义呢。”何小聪说。

（来源：新华社；记者：高皓亮、胡浩、董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