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有关经济问题采访时，忽然话锋一转说，“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们也有无奈的事，最大感受就是看病难，所以不太重的病就自己扛着，平时多看看中医、养生方面的书，学着自己给自己看病。”

“领导干部占据的医疗资源是不是太多”

“每次都是硬着头皮去医院，有几次愣是被医院人山人海的架势给逼了回来。”已过花甲之年的黄泽民委员告诉记者，上海的大医院里往往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看病的患者，医院里能听到各个地区的方言。

这一现状并非上海独有，目前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大医院都是人满为患，而一些地区的基层医院却诊者寥寥。仅以北京儿童医院为例，入冬以来，日均就诊已突破万人次，其中过半都是外地患儿。

为了看病不求人，中医、养生、常见病诊断等方面的书成为黄泽民的日常读物。“从总量来说，医疗资源还有缺口，但更重要的是医疗结构失调问题突出。”黄泽民委员告诉记者，“我们不能因为自己需要诊治就不许外地人来看病，根本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分级诊疗制度，大医院承担了过多的诊疗压力，也加剧了看病难的矛盾。”

能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这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目标。目前我国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市）的数量增至1000多个。北京、黑龙江、浙江等多地已探索通过“医联体”带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高诊疗水平。

“可是，这些举措与解决百姓看病难的需求还相去甚远。”黄泽民委员表示，构建分级诊疗体系势在必行，可是推动速度还是太慢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应该有一个合理分配的原则。一边是清静、高级的干部医疗门诊和病房，另一边是人声鼎沸像集市贸易一样的普通门诊和拥挤不堪的病房，真是两个世界。领导干部占据的医疗资源是不是太多了？”

老年人多有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黄泽民委员说，一、二级医院的药品往往不充足，“逼着我们这些腿脚不便的老人一趟趟往三甲医院跑，而且每次至多开2个星期的药，真是要命，为什么不能想些办法解决？”

“医生没有积极性，医改又怎么能顺利前行？”

“一方面，我们感叹医疗资源紧张，费尽周折入院就诊；而另一方面，不少医学院的学生却找不到工作，都做医药代表去了。”黄泽民委员说，少数大医院专家多，而广大社区、乡镇医院缺乏较高技术水平的医护人员。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探索解决基层医务卫生人才匮乏问题。根据最新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建议到2020年，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达2．5人，注册护士数达3．14人，医护比达到1比1．25，基本满足人民群众“病有所医”的要求。不过，目前离这个目标还有不少差距。

“目前基层医院待遇较低，成为不少优秀的医疗人才不愿去的重要原因。”黄泽民委员告诉记者，“我认识的一个大医院的主任级医生，国家规定的月薪酬才3000多元钱，更别提基层医生的工资了。”

一方面劳动得不到合理体现，另一方面医院又要求医生去创收。这使得不少医生接受“灰色收入”，某种程度上“拒收红包”在一些地方成为一句口号。

“医生没有积极性，医改又怎么能顺利前行？”黄泽民委员建议，要尽快健全医务人员合理的薪酬制度，让包括基层医生在内的医务人员拥有一份阳光体面的收入。

“医患矛盾：国外并没有类似的专门词汇”

这两年，令黄泽民深感无奈的不仅是看病难问题。去年去加拿大多伦多考察当地医疗制度，在和国外医务人员交流“医患矛盾”时，黄泽民竟找不出合适的翻译方式。

“国外并没有类似的专门词汇，他们的医务人员也大为惊奇，不明白医生和患者之间怎么会有矛盾呢，大家的出发点不都是治病救人么？这令我不知如何说起。”黄泽民感触颇深。

医疗资源分配问题直接导致三甲医院就诊人数过多，医生看病时间短，这使得不少医生草率了事。

“当然，不少患者自身对于缓解病情的期望值过高，也促使矛盾加剧。”黄泽民委员建议，在医疗界树立良好医德医风工作的同时，患者也应该加强生命教育，明白医生是救死扶伤但不是包治百病。

“什么时候百姓不再担心看病难，不需要自学诊病时，才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发展走向成熟的时候，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黄泽民委员语气里充满期待。
（新华网《政协委员质疑领导干部占据太多医疗资源》；记者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