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给医生涨工资，普通老百姓可能听起来有些刺耳，觉得“医生个个都赚的是盆满钵满”,再给医生涨工资，自己的就医负担就会更沉重。然而，医生们自己知道，中国大多数医生是在超负荷工作、是在拿着远远低于其付出的低薪酬为人民、为国家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医生收入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等改革举措会让医生看到获得合理收入的曙光吗？

医生的生存现状：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医生是一个‘晚熟’的职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说，培养一名合格医生需要十几年的周期，投入成本很高，而且医生是一个高风险、高强度、高压力群体。作为人们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群体，医生理应由高素质、高水平、有良知的社会精英组成，他们也理应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但现在的薪酬模式，医护人员是在奉献。”

医生到底有多累？ 以下是外科大夫最普通的一天：积水潭手外科张主任评价一位小大夫！这是我的小徒一杨辰大夫，昨天刚值了24小时的急诊，带领值班大夫做了30余台手术，上午又要陪我做常规手术，大小十台手术，近8点方结束，看他是真累呀，我心痛。这就是手外科大夫的最普通的一天。无言无语......医生过劳导致其面临很严重的健康危机，结石、溃疡、癌症、猝死…...频频发生在医生身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009年的体检结果显示，近半数职工存在血脂异常问题。而《生命时报》联合某网站进行的一项大规模调查显示，超过八成医生存在健康问题，其中83%的医生称同事中有患癌病例；37%的人周围有同事猝死。

医生的职业风险有多大？有一种形象的说法是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医院诊疗量大、疑难险症多，一旦治疗效果与患者预期不符，容易出现矛盾；有时医生一个小小的苛责或是一个小动作都可能引发不满情绪，进而演化为暴力伤医。还有一些患者排两三小时队，医生三五分钟就打发了，心存不满，却很少有人看到医生一天要看几十个号，连水都不敢喝！而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政策的出台，让许多医生在医疗纠纷中有苦难言，患者稍有不满，就将医生告之法庭。

医生投入有多少？学制比别人长，学费比别人高。目前，中国医学生学制最短为本科5年，本硕连读7年，本硕博连读8年。学制太长，加重了医学生家庭教育负担、就业成本也增加，而毕业生进入医院积累经验到成为真正有独立处方能力的医生大约又得10年。

医生的合理收入有多低？ 据统计，2012年，我国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职职工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为7.4万元、4.8万元和3.8万元，其中乡镇卫生院职工人均工资性收入仅为3.6万元。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健全，老百姓看病就医需求不断得到释放，并呈现多层次、多样性需求的情况下，广大医务人员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劳动强度在增大，愈加使得他们的付出与实际收入不成比例。很多媒体报道也显示，公立医院医生的薪酬制度设计普遍偏低。即便是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一位刚毕业到岗的住院医师一个月的税前收入也仅有三四千元，而能获得这一岗位的至少是知名院校医学硕士毕业生，此前需要经历七八年的学校教育。不能从自己付出的技术劳动中获得应得的、能够维持其有尊严生活的合理合法收入，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现状，给医疗行业带来了巨大影响。

付出与收入不成比例带来了哪些影响？

鉴于学医投入高、时间长、回报低、工作强度大，首先导致大量医学院校反应招生难、生源质量下降，使得很多医生和业界学者都发出了“将来谁给我们看病”的嗟叹；其次，医务人员薪酬过低以及“以药养医”的制度设计，导致大处方、滥检查和红包现象屡禁不止，不断损害医务人员形象，使本已脆弱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严重影响了绝大部分被冤枉和委屈的医生们为病人服务的热情和效率，进一步加重了看病难。事实上，广大医务人员急切期望拔出以药补医的泥潭，也热切盼望能够通过辛劳付出获得合理公平的回报。

三中全会《决定》能否助力医生薪酬制度改革？

医务人员是医疗系统最宝贵的资源，是决定医疗服务质量最核心的因素，只有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改革方能成功。如何建立能激发医务人员积极性的薪酬制度，是新医改无法绕开的考题。如果不打破目前用计划经济色彩的人事制度来指导市场经济影响下的医疗服务体系，按照传统的事业单位的思路去设计医疗服务行业的薪酬制度，显然难以让扭曲的薪酬制度回归到公平合理的状态。

从市场规律的角度出发，医生应该获得何种待遇？是否需要按照劳动力成本进行核算，比如一名医生的实际培养成本和他们的医疗资历来计算。除此以外，是否还应考虑各种医生岗位，医生具体实施诊疗的时间、技术难度、消耗的体力与脑力、面对的职业风险与压力等综合因素，来确定工资收入的高低。然而，在现有的劳务标准评判体制下，国内医生的劳动价值更多体现在能够创造多少业务收入上。他们时常被当成“业务员”,拿着很低的底薪，然后主要收入由创造多少业务收入、由卖多少药、卖多少器械和检查来决定。最后，自然而然制造了经济对立的医患关系，患者多失去，医生才能多获得。

这种对立还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如果从医疗的公益性本质来说，原本应该是“病人越健康，生病越少，住院次数越少，医生的工作就越有成效，医生的收益也应该越多。然而，在医生劳务价值被错误定义的背景下，出现的却有可能是相反的怪现象，只有生病的人越多，患病越严重，医生才越受益。最后造成的结果势必将违背医疗的公益性，造成医生们无比热衷于做发病后诊治的工作，而不愿意做发病前预防及管理的工作。在这种错位的冲动下，疾病发病率得不到有效控制，病人越来越多，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越来越多，但医患关系却有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走。

因此，只有尽快结束这种落后的劳务补偿关系，使医生们的待遇由其实际的劳动力价值来决定，而不是由”创造了多少经济收入“及”用了多少药物器械“来决定，如此，医生的高收入不但不”与民争利“,反而可能会增加公众的福利，才有可能令医改破冰前行，打造医患双赢的社会局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纲领性文件中最受关注的亮点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部署中，取消以药补医、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等改革举措，或让医生在可看得见的将来可以获得与自己付出相匹配的合理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