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处于协和最底层，但是在“叫床”的时候，我还是经常能够找回社会对我们协和医生的尊重和爱戴。但在这世界上，我们协和大夫也不一直都牛气十足，病人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屁都不是。例如，我给一个等了两个月的子宫肌瘤病人打电话，对方可能很冷漠地说：“大夫，我早做完手术了，等你们协和得猴年马月啊！”我说：“那祝您早日康复，再见。”这算是一个温和的性情中人，不痛不痒地给了我一小下，她出气了，我也没怎么觉出疼来，接着狂翻住院条叫下一个病人。再例如，我给一个子宫脱垂的老太太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她闺女。她说：“你谁啊？”我说：“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通知您家人来做手术。”她说：“你还有脸打电话，我妈都等一个多月了也没信儿，早在别的医院做完了，你们协和怎么回事儿？还协和呢，我妈要是再等下去出了什么事儿，你们负得起责任吗？你自己有妈吗？你于心何忍？”

我一时语塞，本想说声对不起再见挂掉电话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虽然没给她妈做手术，我们也一直在给别人的妈做手术呀。我心存侥幸，心想是不是我问候一下老太太，问问做完手术以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可以缓和一下矛盾，安抚一下她的焦躁情绪。没想到，她听了以后更加激动地骂我：“真有意思，你们这些冷漠的大夫还知道关心我妈手术后恢复得好不好。好不好也跟你们没什么关系，你们太不像话，太没医德了。”最后一句，狠狠地击中了我，我当医生，最怕听这句。没医德，也是公众最愿意向医生投掷的撒手锏，随手这么一扔，绝对有杀伤力，杀伤的不是敌人，是医生的心。

做完住院总医师的工作以后，我荣升为主治大夫，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意用病房电话打外线，每次一拨“0”，都是习惯性的心悸和后怕，我都有心理障碍了。年轻的时候，碰到什么事，我总想解释，总想辩解，总觉得自己小嘴挺厉害的，什么都要弄个明白，有时候还语不惊人死不休。后来，我渐渐学会了不争辩。因为理解你的人，你不用解释，她也愿意善意地去理解你，而不理解你的人，你越描越黑，反而留下个不诚恳、不老实的印象。

实际上，那天能够轮到她妈住院做手术，是因为有一个比她妈等的时间更长的老太太不能来。那张住院条上写着： ，69岁，子宫脱垂（重度），2型DM（糖尿病），内分泌门诊调整血糖满意后入院手术。结果我打电话一问，老人家空腹血糖还200多呢。问她餐后血糖怎么样，老太太说，“每天就吃饭这点高兴事儿，空肚子的时候要扎手指头，吃饱了两个小时后还得再扎，我才不干呢。”我说，“那怎么行，血糖调不好，没法做手术的，您子宫总脱在阴道外边那也不是个事儿啊。”老太太淡淡地说，“谢谢你姑娘，已经好久没人这么关心过我了，这子宫也不是脱一天两天了，活到哪天算哪天吧。”

想象着电话那边一定是个沧桑老妪，要么缺少老伴儿的搀扶，要么缺少儿女的关心，要么大字不识没啥文化，要么是个落魄的知识分子。这么高的血糖根本没法做手术，控制不好的糖尿病人伤口愈合是大问题，弄不好来个酮症酸中毒，老太太就昏迷了，手术后彻底栽在病房。风烛残年的老年人，有时候就像悬崖边的一块大石头，没风没雨的时候，昂首屹立，千年不倒的样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轱辘下去，一去不复返。可我准备这些下文又有什么用呢？作为病人和家属，作为一个患病个体，谁又愿意让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耗着去理解医院呢？谁又愿意没承诺、没指望地一直等待下去呢？在门诊，你给人家看病，告诉人家有病，还说这病必须开刀，结果你又说没床位给人家住，让人家等，又不能承诺到底需要等多久，我们的病人也真可怜，我都不知道她们该怎么办。虽然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还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手术做一个住院条就少一张。虽然过一个礼拜，教授一出门诊，就又弄回来一沓新住院条，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闷头前行。只要第二天是手术日，提前一天的晚上，只要有可能，我都早早上床睡觉，外科医生都有这个习惯。而且第二天早晨必须吃早餐，否则扛不住。

后来，我无意中看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外科医生缺乏睡眠的问题，说手术前一天晚上睡眠少于6小时的外科医生，病人发生手术并发症的几率要高很多，因为疲劳会使外科医生的手术能力下降。文章指出，这个结果应该引起医院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是否能缩短值班时间保证大夫们不疲劳，接受手术的病人是否有权质问：“大夫，昨晚你睡好了吗？”这是一篇新发表的文章，但是多少年来，凡是上手术台的医生，确实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病人有权质问：“大夫，昨晚你睡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