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举行的2013年全国医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会议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羽说，医考中心将加快医师资格分段式考试研究工作，尽快提出试点方案，并与教育部共同研究，尽早进行试点。 据了解，我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目前为医学生毕业一年后方可报名参考的“一次性”考试，而分阶段考试是根据医学生在院校教育期间所完成的学习任务，将医师资格考试相应测试内容在院校教育期间进行，医学生毕业进入临床工作后再参加相应能力测试。 2012年，受原卫生部医考办委托，医考中心正式立题研究分段式考试。2013年，课题组对国外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内容和形式进行研究，并与我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作系统比较，论证了分段式考试的必要性。 另据了解，作为我国医师资格考试改革创新的另一积极探索，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试点范围今年继续扩大，试点省份从2010年的4个省份扩大至全国28个省份。今年，28个试点省份共有1.8万余名考生报名并通过审核。

中国培训10年亚于美国6年？

刘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医生，经历了中国，新加坡，美国的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培训历程，走出一条完全与众不同的行医路线。他从2002年离开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到新加坡陈笃生医院做住院医师，2009年在日本东邦大学学习心血管介入一年，到2012年完成美国德州大学医学院Fellow 培训回国。据刘巍介绍，中国住院医和主治医的培训时间加起来有10年。在美国，住院医和Fellow加起来的培训时间一般为6年（部分专业除外）。但在刘巍看来，中国住院医和主治医的10年培训却比不上美国的6年培训，因为中国缺乏完整的培训体系。在中国，医学生毕业后直接隶属于医院，该医生水平往往受限于所属医院水平、病人量多少等。倘若医院没有好的培训项目，这名医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培训，其水平也不可能达到相应的要求。因此，可能出现当了5年住院医，医生实际水平只相当于当了一两年住院医的水平。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住院医和主治医培训相对较均衡，即便小医院的培训水平不够，他们也可以联合其他医院一起对住院医和主治医进行培训，从而保证每一个接受培训的医生能有足够多的病人量、门诊量和手术量，使之获得与该培训阶段所要求的水平。 据2012年初新浪博客一篇文章，曾有北京协和医院的住院医师透露，在美国，外科住院医师要在培养年限内完成500个手术量才能毕业。而在中国，情况并非如此。据悉，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当了三年住院医，做的手术量不过30个，而且连一次主刀机会也没有。该名医生表示，哪怕是一个阑尾炎手术，他也只能作为旁观者，在边上看主任医师操作。只有第五年的住院医师才有权主刀阑尾炎手术。他做的最多工作是每天雷打不动地夜间值班，以及帮主任医师执笔查房记录。刘巍表示，在美国，带教老师会以一名医生的要求去对待学生，并会把培训期间所有需要培训的东西全部教给学生。但在中国，一些带教老师却缺乏这种责任意识。 此外，美国的住院医培训也相对公平。据刘巍介绍，美国医学毕业生到哪家医院接受住院医培训，这是通过Match系统和面试最终确定的。Match系统是根据毕业生的志愿和医院招生排名情况将两者进行匹配的。住院医只要在培训阶段表现足够好，他仍可在Fellow阶段选择更好的医院和更好的专业接受培训。

基于纸面考核VS基于实践和综合能力的考核

美国对医学生和医生的考核注重综合思维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而中国主要侧重是纸面式、书本条文式、背诵式考核。刘巍表示，中国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能力强，但综合思维能力相对较弱，尽是书本上的知识，与临床实践相距甚远。其中，广为诟病的就是中国医生晋升制度。刘巍称，中国医生晋升所需要的并非是其临床经验水平，而是可能与临床经验毫无关系的论文。部分医生并非为了研究而写论文，而是为了获得晋升，甚至编造论文，滋生出浮躁、急于求成的学术气氛。职称更是与医生的临床水平不对等。而在美国，情况迥然不同。美国的相关考试均与临床实践密切相关，考生需看过大量病人后才能通过。据刘巍介绍，除了纸面考试外，美国考试还有实践考试。实践考试要求医生直接诊断病人，陈述其诊断思路。新加坡也类似考试。在美国和新加坡，考生通过一般考试，就意味着具有相应的水平，能获得相应的职称。考试只是美国考核医生的方式之一。要保证医生拥有独立行医资格，美国还会根据医生平时实践、导师的评价等加以考核。以美国的Fellow考核为例，每一个阶段，每位与其接触过的医生和护士都要对其进行评价，这些评估包括交流能力、技术水平、工作态度、写病历的能力、问诊能力等，采取匿名形式，每月考核一次。

缺乏监管 中国住院医权利无法保证

刘巍称，在美国，ACGME（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负责监督医院的住院医培训开展情况。倘若医院提供的住院医培训不符合标准，该院的住院医培训项目将会被取消。倘若连续数年，培训的住院医或Fellow对其接受的培训项目不满意，其接受的培训项目也将被取消，得不到**的资助。 “但中国缺乏类似的监督机构，很多住院医到医院后，可能得不到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更多的操作机会。”刘巍说。 据上述的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医表示，自从1951年中国**提出“按集权管理、高度分工”方式移植苏联的高教模式后，老协和留下的传统，特别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已经逐渐变成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他说：“中国的手术倒好，四个人做，而且等级分明：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级）、主任医师（教授级）。一级压一级，轮到我干活儿的时候，只能端托盘、递镊子了。”除保证培训医生充分陪训外，ACGME还承担了保证住院医其他权利的职责，包括拥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不被老板或上司虐待等。倘若住院医的权利受到侵犯，ACGME将展开调查。“在国外接受培训享有人权，受到尊重，劳动得到认可，即超过工作范围之外的劳动，如上夜班、节假日加班均有相应的补偿”，这些让看到中国现状的刘巍感慨不已。

建议实行独立注册医师制度

无论是在美国，新加坡还是日本，医学生很少能偏离医疗临床行业。但是在中国，相当多的医学毕业生并没有选择在医院工作，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未能找到合适的医学再教育的机会。 要完全改变现状任重而道远。针对目前中国医学生及其毕业后的培养，刘巍建议从以下方面改进：首先，成立完全脱离于医院，由国家资助的住院医、主治医培训制度。实行独立的注册医师制度，使医生在注册前游离于各家医院，并力求各医院的培训水平平均化，或是大医院与小医院联合，确保每位医学生毕业后能接受到均等的培训。其次，尽早建立医生开放式的职业制度，使中国医学毕业生经过培训后最终达到独立执业能力。 再次，将科研型医院和临床型医院完全分开，医生根据兴趣选择医院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