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有些靠近取效一端，有些靠近游戏一端。各种各样的绘画，取效的程度不同，但笼统说来，绘画以及其他艺术，比较靠近游戏一端；另外一些活动，比如行医，则靠近取效一端。
行医是手段，目的在于治病救人，或造就最广义的健康。“为艺术而艺术”这话你能听懂，不管你是否赞同，却从没听说过“为行医而行医”。
决定选择的往往不是理想或利益，而是发生在你身边的具体事情。昆德拉的小说《身份》里，主人公马克是个理想主义者，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把世界上所有能考大学的职业都想了一遍，最后发现当医生是最为利他的，就报考了医学院。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确挺高尚的，我们常把医生这个职业说成“崇高的职业”。上世纪初，不少仁人志士都是把自己的职业选择跟中国的前途连在一起，有因此学医的，有因此学农的，有因此投身文学的；鲁迅一开始学医，后来他发现治疗人的身体不如治疗人的灵魂更重要，改事文学了。想想现在，你可能纯粹出于一己的兴趣选择了写小说，可能是因为医生挣钱多选择了学医，好生惭愧。

行医的目的是什么？可以说是治病救人吧。要是有个医生说他的目的是挣钱，你会不会觉得他有点儿鄙俗，甚至恶劣？然而，一个壮工挖土方，为了挣点儿钱，他鄙俗或恶劣吗？也许恰因为医生这个职业格外崇高，为挣钱去学医就鄙俗甚至恶劣？医生这个职业为什么格外崇高呢？治病救人的确是件很重要的事儿，但种粮食、做衣服、盖房子不重要吗？再说，我们是因为某个行当重要而投身其中吗？的确有马克那样的青年，从理想出发走上一条道路。但多数人未必如此。想想我们自己和身 边的人，怎么一来就成了农民、建筑工人、医生、画家、官员？我成了郎中，可能是我生在中医世家，可能我叔叔是郎中，看我聪明可教把我带在身边，可能有位神医治好了我少年时的一种怪病，也可能有个庸医治死了父亲。当然也可能，我琢磨着当医生挣钱多。通常，我们既不是先考虑哪个行业能实现最高的理想然后去选择它，也不是先考虑哪个行业能让我利益最大化然后去选择它。选择，更明显地跟具体的人的具体身世连在一起。

我们生长在相当具体的现实里，理想一开始就是在现实里呈现的。人生不是**市场，可以站在外面来权衡得失。行医，从军，或从事地质学、文学、电子商务，我可能被抛入其中，被安排到其中，我可能受到吸引，受到感召，也可能那是经过考虑的选择。现代以来，选择成为人生的关键词。这既是刻画现代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字眼，也是与现代整体观念配套的一个字眼。例如，萨特强调责任来自选择。 然而，选择这个字眼也积淀了现代观念中一些虚假的成分。例如，责任不一定来自选择。虽然你进入了这个行业而不是那个业行，其中会有某种考虑和选择的因素，但选择总是伴随着出身、禀赋、感召等等作出的。孩童最喜欢跟着比自己大两三岁的哥哥姐姐，从他们那里学这学那，中学生往往在某个老师那里找到自己的榜样。一个近在身边的榜样，比一个远在天边的榜样有更强的吸引力，也为我们模仿他提供了多得多的细节。无论理想还是利益，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具体环境，包括他心仪的生活典范和他自己的禀赋。我从小学起跑步在班里最后一名，我多半不会以刘翔为楷模。即使我像鲁迅似的一心爱国，我若并不爱好文学，没有什么文学禀赋，我也不会想到去写小说、诗歌救国。我们谈论理想与现实，说不能停留在理想上，要化理想为行动，这话当然没什么错，但我想补一句，我们并不是先有个与自己的现实无关的理想，然后面对一个与理想无关的现实，我们生长在相当具体的现实里，理想一开始就是在这个现实里呈现的。

理想需要在成长和为人处事中变得具体。我们需要在成长和为事的过程中变得具体。学医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多半时候想的不是怎么悬壶济世，而是学习枯燥的生化学，记住成千上百种药物的名称和成分，一遍一遍重复这种那种操作程序。糟糕的是，这些知识、技术、规程，你并不能区分其中哪些与你的理想联系紧密，哪些关系不大。无论你一开始怀抱怎样的理想，它都无法原封不动体现在这些实际工作之中。理想不仅变得具体而微，而且一定经历了这样那样的变形。这时候，就来了异化的危险。你一开始怀抱的那个理想，面对的是具体的制度、人脉、规则、习惯。待到你学会了在所有这些之中把事情做成的时候，你的理想，连同你自己，无可逃避地被改变了。你很少面对我该坚持理想还是我作出改变作出妥协这样的大选择，你的改变发生在难以察觉的毫厘之间。没有这些改变，你将一事无成。但你最终做成的是什么呢？你自己最后变成了什么呢？ 简言之，异化的危险在于，你最后做成的事情不可能像你一开始设想的那样子，你自己也不可能保持少年时候的那个样子。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这种改变是理想获得了具体的形态呢，抑或是理想逐渐湮灭？绝不像比较一个完整的苹果和一个咬过一口的苹果那么清清楚楚。

充满个人爱好来做一件事情，丝毫不减弱这件事情的“理想性”。我想说的是，一个行业有它固有的规范，你热爱这个行业，要在其中做得优秀，你自须把这些规范内化到你身上。培养行医的特殊技能和品德，更多在于你深入行医这个行业，而不在于你入行之前的动机。你一开始只是跟着郎中爸爸学一门养家糊口的本事，还是一开始就抱着悬壶济世的崇高理想，差别不大，你要把这门本事学好，就得掌握这些技能，培养这些品德。即使你一开始学医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照样可能在从事这种活动的过程中成为“理想主义者”。行医这个行业比你的动机包含着更实实在在的理想。 如果你做的事情值得赞扬，你出于个人的爱好来做它又有什么关系？朱瑞峰年复一年从事网络反腐，不断受到骚扰、威胁，我们旁观者也难免为他的人身安危担心。人家采访他，他却说，他就是喜爱做这事，即使妻子为此离婚也不愿放弃。我们从事一个行业，很少能用非此即彼的简单动机来说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动机通常无法与当事人的其他方面割离开来，无法跟他面对的特定现实割离开来。实际上，朱瑞峰的“个人兴趣”与他的拳拳报国之心交融难分。充满个人爱好来做一件事情，丝毫不减弱这件事情的“理想性”。套用夫子实实在在的说法，强为之者不如乐为之者。

行医虽然明显是取效的活动，但像大多数人类活动一样，行医的效果并不是单义的；因此，医疗不能只遵循程式，医疗过程中时时需要新判断；好医生不仅要有好技术，还要有医德；他行医也不只是为了挣钱，行医这种活动本身给他带来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