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贵阳一名两岁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手术后遭护士数次扇耳光，次日死亡。消息一出，迅速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事件的处理同样迅速。贵州省卫生厅介入，认定当班护士违反护理规范。当事医院很快做出反应：道歉、开除当班护士、先行补偿死者家属20万余元。事件似乎就此告一段落，然而，对于事件的质疑并未消退。当班护士为什么要扇患者耳光？她的动机在哪里？监控片段是否足以让这名护士成为“众矢之的”？当事医院这种“灭火式”处理是否有助于解决医患纠纷？（综合新华社本报记者胡维报道）

“扇耳光”的动机何在？
贵州省人民医院医事法规办陈世平科长介绍，当事护士今年30多岁，属该院在编人员。 该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护士透露，当事护士学历为大学本科，当初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医院，成为一名编内护士。“专业上能考第一，证明她的能力确实不错。” “扇耳光”事件发生后，北京协和医院妇科肿瘤医生谭先杰提出质疑：该护士“扇患者耳光”的理由是什么？谭先杰在接受潇湘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也是医疗工作者，根据自己的了解，护士拍打小女孩是全麻后查看病人意识的方法。 “我想不出护理人员除开医疗需要之外，有其他原因要打患者。”谭先杰说，在抢救心跳停止的病人时，有一个动作是拳击胸前区域，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抢救动作。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个动作就是给病人胸口一拳。

网传视频是否人为加速？
死者家属称，从ICU监控视频看到，扇耳光的情况一共发生了7次，最严重的一次是“每间隔一分钟就上去扇孩子耳光”。家属怀疑，孩子的死亡跟护士有关，“一切都是医院护士护理不好”。贵州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田晓滨介绍说，从监控视频上看，当班护士的行为虽然比较接近“唤醒试验”，但操作过程中手法粗暴。 对此，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陈廖宇表示，视频分拍摄帧率与播放帧率，当两个帧率一致，所传达的事件真实。但当拍摄帧率较低比如12帧/每秒，而播放帧率正常25帧/每秒时，动作速度看起来就比原来快一倍。其实大部分监控为了节省空间与传输都把拍摄帧率设得比较低。对于网上广为流传的那段视频，网友也提出质疑，影视制作人@龙鬼eric称“一眼就看出加速和剪辑的痕迹”。血管专家@张强医生说，从单个动作来看，应该是医学上常用的拍打唤醒动作，并无不妥，视频有明显的短片重复和加速处理，使得看起来效果大为不同。谭先杰表示，网上流传的那张“动态图”也是一个加快了播放速度的图像，即使是很轻、很正常的拍打，加快播放速度后，可以模拟出很重的击打效果。“我自己的业余爱好之一是编辑手术录像，手术录像加快了速度，再轻柔的动作看起来也很粗暴。”

“医疗唤醒”到底怎么做？
针对“扇耳光”事件，贵州省卫生厅进行调查处理认定，当班护士对患者面部的拍打动作，不属于重症监护常规镇静、镇痛后的唤醒行为，认定这是一起严重违反护理规范，丧失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的事件。 那么，对于全麻病人，ICU重症监护室是否会进行相关的医疗唤醒？记者就此采访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ICU副主任张亦文。 “一般全麻病人在2个小时左右是需要进行医疗唤醒的。在平时的医疗工作中，又分为声音唤醒和触摸唤醒。”张亦文介绍，对于一两岁的小朋友，在进行医疗唤醒时，护士一般是握住孩子的手或脚，适度摇晃，或者拿棉签触碰孩子的睫毛，用手轻捏孩子的耳垂。对小孩子基本不会用拍打面部这种唤醒方式。 一般在ICU是有完整的生命体征观测仪器的。孩子的心率、血压等数据都会直观反应在仪器上。一般而言每隔两到三个小时，对患者进行唤醒评估分析。医疗上昏睡和睡着是两个概念，只要其基本的生命体征稳定正常，其实不用这么频繁对其进行触摸唤醒。但张亦文同时表示：“如果孩子发生了昏睡甚至昏迷，那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可能就要根据其病情综合考虑，并不是简单地进行医疗唤醒就能解决昏睡或者昏迷情况的。”

事还没弄清，先开除护士？
两岁女童的真正死因是否和“扇耳光”有关，有待司法鉴定。目前对死者进行的法医病理组织学解剖已经完成，结论将在解剖完成后的25个工作日得出。 但贵州省卫生厅已经作出表态：作为上级主管部门，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将进一步深刻反思，加强对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管理，规范医院临床护理工作。当事医院也发出《致歉信》，开除当班护士，并与死者家属达成和解，先行补偿家属20万余元。据知情者称，在接受医院调查组调查时，当事护士一直在痛哭，并解释当时她的初衷只是给患儿做“唤醒试验”。 对于这种处理方式，谭先杰认为，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行为。“医院为什么要和解？和解的原因也不确定。难道手术后死了人，医院就是有过错的？为什么医院、卫生厅、护士长都有发声，然而当事护士却沉默至今？如果给她一个宽松的环境，不给她任何维持医患稳定的压力，她应该是能说真话的。”

和稀泥的做法只会让医患关系更糟糕
现阶段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关部门在处理医患纠纷时没有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而是出于惯性思维，以损害一方权益的方式来息事宁人。医疗纠纷发生后，无论患者及其亲属是对医生和医院有误解也好，抑或故意无理取闹也罢，总是有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可供解决该纠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规对于医患纠纷的行政解决程序做了明确的规定。 可是，有些部门在医患纠纷发生后，基于维稳等惯性思维，往往迁就退让，一开始就要求医疗机构尽快赔钱了事、破财消灾。 这种和稀泥的做法，不仅无法真正解决医患纠纷，还可能将医患关系拉入了一个“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当中。“谁敢闹，谁有理”、“闹得越大，解决越快，赔偿越多”等心理会让医患纠纷的解决离法治的轨道渐行渐远。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中，医患关系演变成了互相猜忌、相互敌视。倘若相关部门在处理医疗纠纷过程中能严守法律程序，秉公办事，那么医患双方都不会有意见。（据《中国青年报》）

解决医患纠纷不能赔钱了事
潇湘晨报：目前医患纠纷的根源在哪里？在处理时存在哪些问题？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医生和患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他们应该是共同抵御疾病的战友，但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方缺乏信任，也就使得各种医患纠纷不断出现。这其实不单单是一方面的事情，而是整个医疗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从患者方面来看，因为医患间的信息存在不对称，很容易导致患者家属对医疗鉴定结果产生怀疑。不少患者家属认为医疗事故的鉴定人员都是医务人员，鉴定起来胳膊总是向里拐的，所谓“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另外，鉴定专家、鉴定过程的不公开，更加重了患者的疑虑。因此第三方的医疗鉴定机构就必不可少了。当然，现在各级卫生部门也存在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为了不让患者闹事，消除事件影响，总是“灭火式”地督促医院尽快赔钱，不要节外生枝。

潇湘晨报：对于解决医患纠纷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夏学銮：医患关系是一个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讨论的话题。以美国为例，医疗责任险已有上百年历史，医生参加职业保险制度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每名医生每年约将1.5万美元用于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约相当于其工资收入的7.5%，外科和产科等风险较大的部门这一比例更高。 因此美国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赔偿责任就落到保险公司身上，患者和家属一般不会再找医院和医生。这不仅可以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保护了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避免因医疗的高风险性而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美国医生如果造成医疗事故，患者可经法院诉讼，由陪审团判定医院医生是否存在过错，再由法官判决赔偿费用，患者及其家属不能与医生直接交涉，医生也不直接出庭，完全由保险公司出面与控方进行交涉，最后的判决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