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行职称评价体系下，论文产出远比成果转化要有价值，科研人员的研究重心自然倾向于发表关于新药研制的论文，而对于将新药转化投放市场则鲜有人问津。“成果发明人最多能拿到收入的一半、学校给外派到企业的教师留好编制、职务发明作价入股”，上海的高校与研究所正在通过一系列政策，打破唯论文的评价机制，为科技成果松绑。

2015年，上海药物所这个已有84年历史的新药创制“国家队”，获得5个新药的临床批件，10个新药处于临床阶段，1个新药正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转化科技成果15项，合同总额达8亿元。这无疑让很多科研院所羡慕不已。

研发新药，人才是关键。但上海药物所副所长李佳坦言，此前，研究人员不得已将研发完成的专利或技术转让出去，影响了新药研发成果价值的最大化。

困境是如何突破的？药物所“出新药”比“出论文”更值的改革，积极筹建中国科学院药物创新研究院是关键。

2015年，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大幕拉开。在药审改革中，实现了持有人和生产企业相分离的制度，药审批文从此可以批给科研人员和研发单位，这样不仅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投入到新药研发，还能减少重复建设，让越来越多的研发成果从此能更好地在上海生根。

但李佳认为，在创新活力上，上海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有了国家机制政策的辅助，上海还缺乏向全市中小药企辐射服务的全链条，以及能提供高水平专业化服务的综合型技术平台。

2015年，作为“三权”改革试点的全国首批20家中央事业单位之一，上海药物所试点实施“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筹建中科院药物创新研究院。

副所长叶阳说，过去无论内部还是外部评价，都以“出论文”为导向，不利于“出新药”。于是，药物所了打破以发表SCI论文为唯一标准的传统评价机制，围绕“出新药”核心目标，将临床批件、新药证书与岗位聘用挂钩，获得临床批件的团队可获高级职称评审名额的奖励，获得新药证书更可奖励两个正高级、4个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名额。

“药物所的基础研究，不纯粹是好奇心驱动，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探索，但需要围绕研发好药的总目标。”李佳透露，所内集中新药研发优势资源向“出新药”倾斜。

目前已按照每年5000万元体量，连续5年推进新药研发，采用“以疾病为中心、以领域首席科学家领衔、多学科协同”的大团队合作模式。同时，他们打破课题组长“只进不出”惯例，通过定期考核建立课题组长退出机制，并以优厚待遇面向全球公开选拔人才，去年共7名可胜任课题组长的科学家加盟。

结果表明，变化是值得的。去年全所遴选自主部署项目51项，形成“发现一批、开发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的新药研发良性态势。自2000年起，药物所确定了马来酸蒿乙醚胺作为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1.1类候选新药，十余年的研究证实其能够抑制自身免疫异常反应，恢复机体的免疫平衡。

2015年6月，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原创候选新药“马来酸蒿乙醚胺”，正式拿到临床批件。药物所还与企业合作新药。代号为“971”的抗早老性痴呆候选新药已进入Ⅲ期临床，具有良好成药前景，有望告别全球抗老年痴呆类药物市场连续14年无新药可用的现状。此外还有近10个治疗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自身免疫疾病和感染性疾病的候选新药进入临床研究。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拥有众多的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能力和水平绝对领先，但是科研创新的能力尚且不足。如果国家及各部门能给科研人员提供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他们将能发挥出更大的潜力。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